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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 安顺场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大渡河，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中西部，历史上被作为中国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阿尼玛卿山脉的果洛山南麓。

安顺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游南岸，距石棉县城11公里。是太平天国著名的军事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部队全军覆没的地方，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战役获得胜利的革命纪念地。

大渡河流域为中国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212处，以滑坡和泥石流为主。大渡河水力理论蕴藏量丰富，可开发装机2336.8万千瓦。

扩展资料

大渡河水文特征：

流域上游上段为冬冷夏凉，全年少雨的高原山地气候，年降水量500－750毫米，以降雪为主，积雪期可达5个月。其余地区属季风气候，一般具冬暖、夏热、湿润多雨的特征。

社会经济：

流域水产资源丰富，鱼类有16科105种，以鲤科最占优势。有特色的鱼种有大渡裸裂尻鱼、长须裂腹鱼、齐口裂腹鱼、青石爬鮡等。大渡河口原有铜鱼天然产卵场。

百度百科——安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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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有感

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宣告成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诞生的大会。”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两位著名的***人陈独秀与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组成。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然后，匆忙退出。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陈良廷说：“不是。”刘仁静不再做声。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南湖画舫——中国***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挂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是依据学说为理论建立的。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宣告成立。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的摇篮

各个地区之间的苗族服饰有什么区别？急~~~

苗族服饰有性别、年龄及盛装与常装之分，且有地区差别。据清代《百苗图》所载，凡八十三种。另有考察资料称百余种。

1984年民族文化宫在举办全国苗族服饰展览时，首将将纷繁复杂的苗族服饰分为湘西型、黔东型、川黔滇型、黔中南型以及海南型等五大类别和若干款式。

湘西型，流行于湖南湘西州及湘、黔、川、鄂四省交界一带。古代男女蓄发椎髻的习俗已消失。今女我穿圆领大襟短衣，盘肩、袖口等处有少许绣花；宽脚裤，裤筒边缘多饰花边；包扎又高又大的青布或花布头帕，戴银饰。黔东型，流行于黔东南。男装多为青色土布衣裤，包青头帕。女装以交领上衣和百褶裙为基本款式，以青土布为料，花饰满身，图案多为平绣的各种龙、凤、鸟、鱼及花卉。雷公山一带女装独特，百初裙甚短，长者30厘米，短者不足20厘米，上衣花饰用彩线挑以各种几何图案。妇女盛装银饰繁多。

川黔滇型，流行于川、黔、滇、桂等省区讲西部方言的苗族地区。女装上为麻布衣，下为蜡染麻布花裙。色调较浅，花饰不多，银饰亦少。黔西北和滇东北一带，不论男女皆缀以织花披肩，大者形同斗笠。

黔中南型，流行于贵州中南部以及黔、桂、滇交界处。女装上衣多披领、背帕等，下装有一青色百褶裙，也有蜡染裙。以挑花为主，兼用蜡染。贵阳、安顺、安龙等地的花溪式女装，其披领酷似一面旗帜，俗称“旗帜服”，花饰也多。海南型，流行于海南省。女装多为右偏襟青布长衫，蜡染布筒裙，花饰少。